從卡繆的《異鄉人》聯想《海角七號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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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我反抗，所以我們存在。]
──卡繆
卡繆(Albert Camus 1913~1960)法國當代文學家，1957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的至理名言[我反抗，所以我們存在。]有別於笛卡爾的；[我思故我在。]卡繆說：我的反抗是因為沒有任何一個人應該受委屈。他筆下常道盡小市民的心聲，刻畫出個人存在處境的焦慮與命運的無可奈何。
狂妄自負無比的阿嘉在台北不得志，落寞沮喪之餘，收拾簡單的行李，騎機車回故鄉恆春前，在台北的巷口，摔掉他心愛的吉他，大駡：[操XX的台北！]，來自內心深處的怒吼。
卡繆曾說過：[人生值不值得活下去，是哲學問題，[憂鬱]是找不到生命出口而顯現的身心狀況。]試想一個人如果失業、失戀、失去了希望，面臨生活的困頓，甚至當生命不知為何而活的時候，他除了一肚子悶氣，憤世嫉俗外，心中當然充滿怨懟與不滿。
向來自信滿滿的阿嘉對友子說：[你真的那麼期待我們這群破銅爛鐵？ 我以為我會很成功，但十五年過去了，我還不是失敗！ 可是我真的不差。]
魏導演對角色安排，不管是主角、配角..，都能掌握到現代人普遍感受到的煩惱，心中的隱憂，以及挫折感；每一個人都像流浪在外的人，沒有任何地方可以使我們的心靈得到平靜，我們在這個人生舞台是無依無靠，是茫然無所歸的。這和卡繆於28歲的處女作《異鄉人》不是有很多雷同之處嗎？
[憂鬱]就需要療傷。[圓夢]就得打拼，而不是一昧的反抗、叛逆！
記得，2004年我應邀到衛生署疾管局演講《從Sars談到危機管理》，曾提到卡繆在1947年完成的《瘟疫》，書中主要人物李爾醫生與潘尼洛神父，原本不相往來，涇渭分明，卻可以攜手拯救病患。他們有段精采的對話：[…….我們兩靠某種東西把我們結合在一起並肩作戰，這種東西遠遠超過瀆神與祈禱，這個才是唯一重要的。]這個東西就是愛。
阿嘉的失意、馬拉桑的勤奮、水蛙的純情、茂伯的率真，鄉代表主席的粗曠草根，生命中原本沒有交集的他們，卻因為對音樂的熱情而連結一起。當他們有了共同目標與方向，當大家同心協力，當生命充滿熱情，力量凝聚了就能敗部復活，奮起直追，夢想終究能實現。在他們的詮釋下恆春展現了生命力，台灣變成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命共同體。這豈不是卡繆《瘟疫》中所顯現的對人類集體命運的關懷？
魏導演對音樂的巧妙編排，首幕從茂伯騎車送信而嘴裡哼唱著舒伯特的[野玫瑰]緩緩豋場，它勾起了觀眾對兒時上音樂課的回憶；再拉至中場，當茂伯撫琴彈出[野玫瑰]旋律時，阿嘉也能跟著哼唱，這一老一少在音樂國度中有了交集；而劇尾在安可聲中，茂伯專注的用指尖撥弄老月琴，[野玫瑰]再度悠揚的響起，縈繞全場，讓電影達到了最高潮。
還有劇中，茂伯看著貝斯說：[這兩條都沒用到，何不剪掉？]，不了解樂器構造的人可能如墮入五里霧，因為月琴只有三根弦，他對貝斯為何要五根弦覺得不可思議。
有人批評《海角七號》這部電影是負面教育？對白粗俗，對年輕人有負面影響。
電影是大眾藝術，好看與否是檢驗電影唯一標準。當然改編自世界文學名著的電影、或者有深度、有好劇本的電影，更能細緻的刻畫人性的光輝與醜惡，對苦難社會的關懷，對邪惡、不公不義的批判，除了符合大眾藝術，有附寓教於樂的功能。其實商業電影好看賣座就好，為什麼一定要想教育這麼沉重的問題？
《海角七號》有主題意識嗎？ 有。
[城鄉差距]、[理想與現實]、[世代交替]、[族群融合]，而以音樂、鄉誼與愛情，貫穿整部戲。
七封六十年前的情書，串連起二個不同時代的愛情故事，馬拉桑愛慕櫃檯小姐…，水蛙一股傻勁的愛上他的性感老闆娘，大大的母親曾忠告：[她是有夫之婦]水蛙卻說[青蛙都可以一女二男，為什麼人要為這樣的事情吵來吵去？]這種回應，令人莞爾；他的癡情，令人扼腕！ 阿嘉和友子的愛情缺少鋪陳，速食般的一夜情，沒有一丁點的浪漫，沒有情話綿綿，反而是敗筆。
鄉代表主席(阿嘉的繼父)的親情，看他低聲下氣的到處請託，只為幫阿嘉謀職；父子倆一起擦拭摩托車時娓娓道出難為繼父的心聲；他為圓阿嘉的音樂夢，么喝手下一起開著賓士車遞送被延誤的信……，他對阿嘉的愛總是溢於言表。
陽光又詼諧的警察父子檔，在歡樂底下也埋藏著陰鬱。火爆脾氣的勞馬從霹靂小組轉退為交通警察，在一場喜宴裡涕泗縱橫，宣洩出對破碎婚姻的傷痛，令人心酸。
單親小女孩大大早熟又獨立，無邪的眼裡總有抹淡淡憂愁，她一貫以旁觀者和狀若無人的態度和大人週旋。
我坐在第二排(前排空著)，二個小時要仰頭張望而不疲憊，甚至有意猶未盡的感覺，我認為這是一部關心鄉土，很成功刻畫人性的好電影，魏德聖導演很會說故事。
卡繆的《異鄉人》闡釋對自己的陌生，對外界的疏離與隔絕，對命運的無可奈何。但《瘟疫》卻把個人存在的關懷轉化為對人類群體命運的省思與關懷。從[我的反抗]走向[我的熱情]。從卡繆的小說也可以看到他豐富的人道情操，他說：[當你有了熱情之後，會希望給所有人帶來幸福。]
[我反抗，所以我們存在。]
──卡繆
卡繆(Albert Camus 1913~1960)法國當代文學家，1957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的至理名言[我反抗，所以我們存在。]有別於笛卡爾的；[我思故我在。]卡繆說：我的反抗是因為沒有任何一個人應該受委屈。他筆下常道盡小市民的心聲，刻畫出個人存在處境的焦慮與命運的無可奈何。
狂妄自負無比的阿嘉在台北不得志，落寞沮喪之餘，收拾簡單的行李，騎機車回故鄉恆春前，在台北的巷口，摔掉他心愛的吉他，大駡：[操XX的台北！]，來自內心深處的怒吼。
卡繆曾說過：[人生值不值得活下去，是哲學問題，[憂鬱]是找不到生命出口而顯現的身心狀況。]試想一個人如果失業、失戀、失去了希望，面臨生活的困頓，甚至當生命不知為何而活的時候，他除了一肚子悶氣，憤世嫉俗外，心中當然充滿怨懟與不滿。
向來自信滿滿的阿嘉對友子說：[你真的那麼期待我們這群破銅爛鐵？ 我以為我會很成功，但十五年過去了，我還不是失敗！ 可是我真的不差。]
魏導演對角色安排，不管是主角、配角..，都能掌握到現代人普遍感受到的煩惱，心中的隱憂，以及挫折感；每一個人都像流浪在外的人，沒有任何地方可以使我們的心靈得到平靜，我們在這個人生舞台是無依無靠，是茫然無所歸的。這和卡繆於28歲的處女作《異鄉人》不是有很多雷同之處嗎？
[憂鬱]就需要療傷。[圓夢]就得打拼，而不是一昧的反抗、叛逆！
記得，2004年我應邀到衛生署疾管局演講《從Sars談到危機管理》，曾提到卡繆在1947年完成的《瘟疫》，書中主要人物李爾醫生與潘尼洛神父，原本不相往來，涇渭分明，卻可以攜手拯救病患。他們有段精采的對話：[…….我們兩靠某種東西把我們結合在一起並肩作戰，這種東西遠遠超過瀆神與祈禱，這個才是唯一重要的。]這個東西就是愛。
阿嘉的失意、馬拉桑的勤奮、水蛙的純情、茂伯的率真，鄉代表主席的粗曠草根，生命中原本沒有交集的他們，卻因為對音樂的熱情而連結一起。當他們有了共同目標與方向，當大家同心協力，當生命充滿熱情，力量凝聚了就能敗部復活，奮起直追，夢想終究能實現。在他們的詮釋下恆春展現了生命力，台灣變成一個有血有肉的生命共同體。這豈不是卡繆《瘟疫》中所顯現的對人類集體命運的關懷？
魏導演對音樂的巧妙編排，首幕從茂伯騎車送信而嘴裡哼唱著舒伯特的[野玫瑰]緩緩豋場，它勾起了觀眾對兒時上音樂課的回憶；再拉至中場，當茂伯撫琴彈出[野玫瑰]旋律時，阿嘉也能跟著哼唱，這一老一少在音樂國度中有了交集；而劇尾在安可聲中，茂伯專注的用指尖撥弄老月琴，[野玫瑰]再度悠揚的響起，縈繞全場，讓電影達到了最高潮。
還有劇中，茂伯看著貝斯說：[這兩條都沒用到，何不剪掉？]，不了解樂器構造的人可能如墮入五里霧，因為月琴只有三根弦，他對貝斯為何要五根弦覺得不可思議。
有人批評《海角七號》這部電影是負面教育？對白粗俗，對年輕人有負面影響。
電影是大眾藝術，好看與否是檢驗電影唯一標準。當然改編自世界文學名著的電影、或者有深度、有好劇本的電影，更能細緻的刻畫人性的光輝與醜惡，對苦難社會的關懷，對邪惡、不公不義的批判，除了符合大眾藝術，有附寓教於樂的功能。其實商業電影好看賣座就好，為什麼一定要想教育這麼沉重的問題？
《海角七號》有主題意識嗎？ 有。
[城鄉差距]、[理想與現實]、[世代交替]、[族群融合]，而以音樂、鄉誼與愛情，貫穿整部戲。
七封六十年前的情書，串連起二個不同時代的愛情故事，馬拉桑愛慕櫃檯小姐…，水蛙一股傻勁的愛上他的性感老闆娘，大大的母親曾忠告：[她是有夫之婦]水蛙卻說[青蛙都可以一女二男，為什麼人要為這樣的事情吵來吵去？]這種回應，令人莞爾；他的癡情，令人扼腕！ 阿嘉和友子的愛情缺少鋪陳，速食般的一夜情，沒有一丁點的浪漫，沒有情話綿綿，反而是敗筆。
鄉代表主席(阿嘉的繼父)的親情，看他低聲下氣的到處請託，只為幫阿嘉謀職；父子倆一起擦拭摩托車時娓娓道出難為繼父的心聲；他為圓阿嘉的音樂夢，么喝手下一起開著賓士車遞送被延誤的信……，他對阿嘉的愛總是溢於言表。
陽光又詼諧的警察父子檔，在歡樂底下也埋藏著陰鬱。火爆脾氣的勞馬從霹靂小組轉退為交通警察，在一場喜宴裡涕泗縱橫，宣洩出對破碎婚姻的傷痛，令人心酸。
單親小女孩大大早熟又獨立，無邪的眼裡總有抹淡淡憂愁，她一貫以旁觀者和狀若無人的態度和大人週旋。
我坐在第二排(前排空著)，二個小時要仰頭張望而不疲憊，甚至有意猶未盡的感覺，我認為這是一部關心鄉土，很成功刻畫人性的好電影，魏德聖導演很會說故事。
卡繆的《異鄉人》闡釋對自己的陌生，對外界的疏離與隔絕，對命運的無可奈何。但《瘟疫》卻把個人存在的關懷轉化為對人類群體命運的省思與關懷。從[我的反抗]走向[我的熱情]。從卡繆的小說也可以看到他豐富的人道情操，他說：[當你有了熱情之後，會希望給所有人帶來幸福。]